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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第一城,死于907年

发布时间:2020-05-22 12:28:14 浏览次数: 作者: 本站原创

大唐会昌五年(845年),晚唐诗人李商隐(约813-约858),在一个帝国日益衰残、心情不佳的傍晚,登上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乐游原。

他站在制高点上,俯瞰着这座千年古都,写下了日后广为传诵的《乐游原》:

“向晚意不适,驱车登古原。

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

作为一座从西周就开始定都的千年古城,此时,长安已经繁华了近两千年的时光,但这座与洛阳并称的双子星城市,已开始星光黯淡。

此时,距离大唐和长安陨落,还有62年。

▲剧照:帝国长安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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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历史上,各个统一王朝和各种势力曾经建立过217处都城,但立都时间最久的还是长安,在宋代以前,先后有11个王朝、3位流亡皇帝和3位农民领袖在此建都立业,历时长达1077年。

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国都,大唐长安城更是以87.27平方公里的面积,冠绝历代:唐代长安城甚至比隋唐洛阳城大 1.8 倍,比明代南京城大1.9倍,比清代北京城大1.4倍。

而大唐长安城的直接起源,是隋代大兴城。

隋文帝开皇三年(583年),有感于从汉代始建的旧长安城历经800年时光,城市狭小且久经战乱,加上历经八百年的人畜粪便等生活污染,“水皆咸卤,不甚宜人”,于是,隋文帝杨坚指令建筑专家宇文恺作为总规划师,召集百万民工,仅仅花了九个月时间,就在汉代长安城的东南方向,建立起了一座超级新城,史称隋代大兴城,这也就是盛唐长安城的直接前身。

进入唐代,唐朝继承大兴城为都,并加建了大明宫等建筑,像李商隐一样,诗人白居易(772-846)则在一个清晨,登上了长安城南的秦岭五台主峰观音台,回望这座规划严整的雄伟京城:

“百千家似围棋局,十二街如种菜畦。

遥认微微如朝火,一条星宿五门西。”

那时,在各个诗人的回忆中,这是一座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国都与万城之城,韩愈(768-824)就在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》中写道: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

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

诗人们对这座宏伟的都城充满了自豪,骆宾王(约619-约687)在《帝京篇》中写道:

“山河千里国,城阙九重门。

不睹皇居壮,安知天子尊。”

然而,长安城在迎来近两千年的辉煌后,即将在唐诗的绚丽中走向陨落的终点。实际上,在唐朝于公元907年灭亡以后,长安城彻底衰落,此后再也没有成为统一王朝的正式国都,而追究历史的渊源,一座兴盛近两千年之久的城市,为何在唐代灭亡以后急剧陨落?

说起来,这首先,源自大唐帝国人口的极盛与暗藏的危机。

西汉平帝元始二年(公元2年),当时中国人口统计为5959万人;历经魏晋南北朝动荡,到了隋朝大业5年(609年),已经统一全国的隋朝统计帝国人口为4602万人;进入唐朝后,唐太宗贞观十三年(639年),由于战争丧乱,加上人口逃亡,当时建国之初的大唐,政府能控制的人口仅为1235万人。

经过一百多年发展,到了唐玄宗天宝十四年(755年),当时官方统计全国人口为5291万人,考虑到人口逃逸等问题,人口学家估算当时中国人口已达8000万人,超过了汉朝的巅峰时期。

作为帝国京都,人口学家估算当时的长安城内更是聚集了超过百万人口,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,人口总数也超过了三百万人,对于一个帝国而言,极盛的人口,也意味着对于物资供应的过度开采,即将进入一个严重失衡的状态。

这首先,表现在关中地区森林资源的急剧锐减。

作为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“天府之国”,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,原本是沃野千里、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。

唐太宗李世民在《望终南山》中,就描写了帝国长安城濒临渭水,周边森林环绕的场景:

“重峦俯渭水,碧嶂插遥天。

出红抉岭日,入翠贮岩烟。”

晚唐诗人杜牧(803-约852),也曾经在《过华清宫》中,回忆了长安城周边森林植被茂密的情景:

“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。”

尽管诗歌描述华美,但继承隋代,重新进入大一统帝国的唐朝,伴随着以长安以核心的关中地区人口逐渐膨胀,整个关中平原的森林资源正逐渐遭受毁灭性的破坏——当时,从大规模的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,加上历经千年的农业开垦,已经使得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变得面目全非。

当时,整个关中地区“高山绝壑,耒耜亦满……田尽而地”。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时期,整个长安城周围,已经没有巨木可以供应采伐,以致伐木工人要从陕西,长途跋涉到岚州(今山西省岚县北)、胜州(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)等地,才能取得营建宫室所用的巨木。

对此,唐朝诗人杜牧,曾经在讽刺秦朝的《阿房宫赋》中,指古,也是话今地揭露出:

“蜀山兀,阿房出。”

▲关中地区森林的大规模消失,是长安城的噩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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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历经两千年的毁灭性开发破坏后,关中地区森林植被日益锐减,而失去了森林的涵养,与之相伴,则是曾经水资源丰沛、号称“八水绕长安”的景象逐渐消失。

先秦时期,关中地区由于河流、湖泊众多,因此水源丰富,而长安周边,更是有渭、泾、沣、涝、潏、滈、浐、灞八水环绕,在水资源的滋润下,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便利,“膏壤沃野千里,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”。

对于关中地区“秦川八水长缭绕”的自然环境,唐中宗李显(656-710)就在《登骊山高顶寓目》中写道:

“四郊秦汉国,八水帝王都。

阊阖雄里閈,城阙壮规模。”

中唐时期诗人邵偃也在《赋得春风扇微和》中写道:

“微风扇和气,韶景共芳晨。

始见郊原绿,旋过御苑春。

三条开广陌,八水泛通津。

烟动花阃叶,香流马上人。”

然而,“八水绕长安”、水源丰沛的格局,在历经从西周到唐代近两千年的森林砍伐破坏后,失去了森林涵养的关中地区,水资源已不断锐减消退,到了唐代末年,泾水、渭水、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,龙首渠、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;进入北宋后,“八水”中的潏水,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过河的地步。

据统计,从唐宋开始,关中地区有关水清、涸竭、断流的记载共22次。其中,清代康熙二十二年(1683)至雍正六年(1728)的45年间,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——渭河及其支流,有记载的断流,更是达六次之多。

▲“八水绕长安”的衰退,是长安城风水幻灭的开始

在“八水绕长安”日渐消逝的同时,随着森林的砍伐,关中地区的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,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:有雨则洪水泛滥,无雨则干旱成灾。

据统计,自唐朝武德七年(624)至开元二十九年(741)的100多年里,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,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。其中有10次旱灾,7次水灾,以及3次蝗灾。

陕西省气象局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,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,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,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,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纪,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,平均每2.7年就发生一次。

关中地区这种由森林滥砍滥发引发的水源枯竭和次生自然灾害,也使得长安城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。

据统计,在整个唐帝国289年历史中,共有240个年头发生水、旱、蝗等各种灾害。在帝国政治清平、军事强盛时,长安城和唐帝国尚可对付,然而当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实力江河日下时,这种频发的灾害,就逐渐成为摧毁帝国的致命因素。

在此情况下,长安的危机,越来越迫切。

3

在森林大规模砍伐,导致“八水绕长安”逐渐消逝的同时,失去森林涵养的关中地区“有雨则洪水泛滥,无雨则干旱成灾”的局面日益加剧,这其中就表现在唐代时黄河的正式形成。

实际上,在先秦以及秦、西汉初期,古人对于“黄河”都称为“河”,因为当时黄河水质清澈,并不存在大规模携带泥沙的问题,《诗经·伐檀》就写道:

“坎坎伐檀兮,置之河之干兮。河水清且涟猗。”

战国以前的先秦时期,当时黄河流域仍然存在着广袤的原始森林,因此先人在此砍伐檀树等大型乔木,“河水”的清澈水质更是成为古人诗歌的歌颂对象,然而到了战国后期,随着人类开垦、战争破坏的影响,黄河中游的森林开始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破坏。

以黄河的支流泾河为例,泾河到了战国后期的含沙量已经很高,随着秦汉定都关中,日趋繁盛的人口活动和关中地区经营需要,使得大规模的毁林造田不断出现,于是,到了西汉中期,泾河更加浑浊,出现了“泾水一石,其泥数斗”的特点。

到了战国后期,黄河开始被称为“浊河”;到了唐朝,随着帝国人口的飙涨,和整个黄河流域森林砍伐日益严重、水土流失、泥沙裹挟,“黄河”的名称开始固定下来。 这也就是李白的《将进酒》中所写的:

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

随着森林砍伐的加剧,黄河在唐代时的泛滥也日益加剧。据统计,在两汉的 400 多年间,黄河只决溢了9次 , 平均每40年1次 ;而在唐代290年的历史中(618-907年),黄河共决溢24次 , 平均每12年1次,频率大大提高。

▲黄河在唐代开始频繁泛滥

由于黄河经常泛滥成灾,加上泥沙淤泥影响漕运,这就使得需要依靠黄河进行漕运的长安和关中地区,受到了致命影响。

由于人口日益膨胀,唐代时的长安,已必须以漕运为生命线。

西汉时,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,然而到了盛唐时期,长安城在巅峰时期,人口高达百万之巨,而整个关中地区的人口,更是达到了300万人之众。

但与嗷嗷待哺、日益膨胀的人口相对,关中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。

当时,由于森林砍伐、水土流失严重、土地盐碱化、肥力减退等原因,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,从西汉时期的4.45万顷,锐减到了唐朝唐代宗大历年间(766-779年)的0.62万顷。

也就是说,相比西汉,人口膨胀高达400%的唐代长安城,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,却同比减少了3.83万顷,衰减率高达86.1%。

民以食为天,没有地,没有粮,定都关中长安的隋唐帝国愈发困窘。

618年唐朝建立后,尽管帝国新生,但缺粮的魔咒却时时困扰着唐朝历代皇帝,随着唐朝逐渐进入盛世,关中地区人口不断膨胀,而粮食的缺口也愈加扶摇直上,唐朝初年,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约为20万石(每石42公斤,约合840万公斤),最高峰时期,缺口达400万石(约合1.68亿公斤),后来虽然有所回落,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,仍然高达100万石(约合4200万公斤)。

当时,从中唐时期开始,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,向江淮地区转移,这就使得大唐帝国的核心区关中平原,必须仰赖江淮地区的粮米和财赋供应,才能维持运转,但当时江淮地区供应长安的粮食和财赋,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,再通过漕运供应到长安,而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,“多风波覆溺之患,其失尝(常)十(之)七八。”

由于物资供应艰难,在此情况下,即使是在“年谷丰登”的丰收年份,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“人食尚寡”,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,皇帝就不得不东迁到靠近黄河、方便漕运的洛阳就食。

以唐高宗为例,他在位共34年(649-683年),其中就有11年5个月是住在洛阳,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“就食”;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,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683-705年间,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,其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,没有漕运之苦。

到了唐玄宗在位时期(712-756年),李隆基就有五次由于关中地区缺粮,而迁到洛阳“就食”。

唐玄宗后期,京兆尹裴耀卿主持改革,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,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,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,然后再继续船运。

在漕运改革的基础上,此后一直到安史之乱前,通过大运河加陆运的方式,每年江淮流域进入关中地区的粮食,都能达到200多万石的水平,基本满足了关中地区的粮食需求,从而使得地窄人稠粮少的关中地区得以粮食充裕,唐玄宗终于不用再为了“就食”东迁洛阳。

而在解决了关中地区吃饭问题的基础上,大唐帝国逐渐进入了开元盛世的最高峰,为此,诗人杜甫在《忆昔》中写道:

“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尤藏万家室,

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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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黄河流域的频繁泛滥和泥沙淤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,在政治清平时,唐朝政府还有能力组织对漕运的枢纽、大运河进行疏浚,但随着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,对于黄河和大运河的治理工作开始荒废下来,这就使得维持长安城生存的漕运血脉,受到了严重威胁。

唐玄宗天宝十四载(755年),安禄山在河北起兵叛唐,“渔阳鞞鼓动地来,惊破《霓裳羽衣曲》”,此后,唐朝历经八年时间才平定叛乱,但藩镇割据随之而来,使得唐朝中央的控制能力急转直下,对于大运河的清淤工作也逐渐废弛。

实际上,早在唐朝初期,由于关中地区森林滥砍滥伐,水土流失严重,因此黄河和渭水,泥沙积屯就非常严重,行船很是艰难。

唐朝中叶以后,从渭水到长安的一些漕运水渠,甚至经常因为泥沙堵塞航运,不得不边挖沙、边行船。

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财力和控制力的减弱,加上关中地区水资源日益衰竭,关中地区水流泥沙不断淤泥,因此到了唐朝末年,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,越来越少,几乎完全消失。

而杜甫曾经在《后出塞》中所写的“云帆转辽海,粳稻来东吴”的漕运情景,也逐渐消失。

自身生产不足,依靠黄河和大运河的漕运又日益艰难,这就使得长安和整个关中地区赖以为生的漕运血脉,日益淤积不通。

对此,诗人杜甫在《逃难》中哀叹说:

“已衰病方入,四海一涂炭……

故国莽丘墟,邻里各分散。”

由于漕运日益艰难,加上安史之乱以后跋扈的藩镇经常阻断大运河,这就使得长安城在安史之乱以后,更加陷入了物资供应的窘境,唐德宗贞元二年(786),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被藩镇阻隔,整个长安城都陷入缺粮境地,以致禁军发生骚动。这时,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周边,唐德宗听到消息后,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:

“米已至陕,吾父子得生矣。” 

▲大运河,是长安和大唐帝国的血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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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关中地区生态日益恶化的同时,整个黄河流域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。

作为砍伐森林、水土流失导致的次生灾害,据统计,在整个唐帝国289年历史中,共有240个年头发生水、旱、蝗等各种灾害。由于黄河等水患严重,加上旱灾频繁,因此实际上早在唐太宗时期,经常伴随水旱灾害相生的蝗灾,就开始频繁侵袭整个大唐帝国,以贞观二年到贞观四年(628-630年)为例,当时整整三年间,整个大唐帝国都处于严重的蝗灾袭扰下,此后,小蝗灾每隔几年,大蝗灾每隔几十年就爆发一次,贯穿了整个唐朝的历史进程。
当时,从西汉的董仲舒开始,就习惯将蝗灾作为“天谴”来警示君王,鉴于蝗灾的超级破坏力,到了唐朝时,各个社会阶层甚至将蝗虫敬拜为神虫或虫王,认为蝗虫不是人力可以战胜的,统治者应该“修德禳灾”。

到了唐玄宗开元三年至四年(715-716年),唐帝国再次爆发了大规模蝗灾,对于当时有人主张应该灭蝗,当时甚至连宰相卢怀慎都认为,蝗是天灾,大规模瘗埋会“杀虫太多,有伤和气”。

对此,甚至连大诗人白居易也天真地写诗道:

“捕蝗捕蝗竟何利,徒使饥人重劳费。

一虫虽死百虫来,岂将人力竞天灾”。

当时,民间普遍建立有八蜡庙和虫王庙祭祀蝗神,在山东大蝗的情况下,民众甚至“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。”面对这种从上到下的迂腐习气,宰相姚崇怒斥说:

“庸儒执文,不识通变!”

姚崇说,如果蝗灾不除,势必导致“苗稼总尽,人至相食”,为此,姚崇坚决向唐玄宗请求灭蝗,他说,如果因为“救人杀虫,因缘致祸”,那么我姚崇就请求独自承受上苍的惩罚,“义不仰关”。在姚崇的力请下,唐玄宗最终下令灭蝗,“由是连岁蝗灾 ,不至大饥”,“蝗因此亦渐止息”,从而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。

但大唐帝国在政治清平时,治理蝗灾尚且争议重重,一旦发生动乱,则政治执行力立即下降。

安史之乱(755-763年)后,唐朝的蝗灾明显加剧,其中公元783-785年连续三年大蝗,836-841年连续六年大蝗,862-869年连续八年大蝗,875-878年连续四年大蝗。

▲大唐毁灭的背后,是水旱蝗灾的高发和失控

就在这种藩镇割据、政治治理失控、蝗灾四起的背景下,唐朝咸通九年(868年),由于唐朝政府财政拮据、克扣兵士薪水,长期在桂林戍守的徐州、泗州兵八百人因为超过役期却不能返乡,随后发动兵变,并拥护庞勋为首领北归,这支叛变的军队在抵达淮北地区时,刚好碰上江淮流域连续多年蝗灾,加上当时再次水灾,“人人思乱,及庞勋反,附者六七万”

由于水旱蝗灾并起,无数失去生存依托的灾民纷纷投靠庞勋的部队,使得庞勋的军队迅速扩张到了二十万人,尽管遭遇唐朝和各路藩镇的强力镇压最终失败,但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,也在水旱蝗灾的助力下迅速扩散。

庞勋失败后,唐朝境内的蝗灾继续蔓延,到了乾符二年(875年),唐朝境内的蝗灾更是“自东而西,蔽日,所过赤地”,面对这种遍布整个帝国北部的大蝗灾,唐朝的官僚群体却忽悠唐僖宗说,蝗虫全部自己绝食,“皆抱荆棘而死”了,为此,当时几位宰相还向唐僖宗祝贺说这是上苍有灵。

面对大规模旱灾和蝗灾蔓延的局势,当时有百姓向唐朝的陕州观察使崔荛哭诉旱灾、蝗灾之巨,没想到崔荛却指着官署里的树叶说:“此尚有叶,何旱之有?”然后将请求赈灾的百姓暴打一顿了事。

在这种大规模旱灾、蝗灾相继侵袭,唐朝整个官僚集团却从上到下不闻不问的情况下,“州县不以实闻,上下相蒙,百姓流殍,无所控诉”,于是,整个唐帝国内部,人民开始“相聚为盗,所在蜂起”

就在蝗灾肆虐的乾符二年(875年),王仙芝在蝗灾最为严重的濮州(今山东鄄城)领导发起了一场为时三年之久的大规模农民起义,王仙芝在878年被杀后,他的余部又继续投靠黄巢,而黄巢大规模起事的这一年(乾符五年,公元878年),正是唐僖宗时期蝗灾最为严重的一年,对此,唐京西都统郑畋在其讨伐黄巢的檄文中就写道:“近岁螟蝗作害,旱暵延灾,因令无赖之徒,遽起乱常。虽加讨逐,犹肆猖狂。”明确指出旱灾和蝗灾相继侵袭,正是直接激发王仙芝、黄巢起事的重大背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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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僖宗中和三年(883年),黄巢率军攻破长安,不久唐朝官军又反攻入城,随后黄巢又再次反攻进入长安。在这种反复的争夺中,先是唐朝官军在长安城中大肆抢掠,然后恼怒长安居民帮助官军的黄巢,又指使军队对长安进行了屠城,“(黄巢)怒民之助官军,纵兵屠杀,流血成川,谓之洗城”,当时,黄巢军队共“纵击杀八万人,血流于路可涉也”

经过这场血腥的反复争夺,长安城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,对此,亲身经历此事的晚唐诗人韦庄,在他的著名长诗《秦妇吟》中写:

“家家流血如泉沸,处处冤声声动地

……

六军门外倚僵尸,七寨营中填饿殍。

长安寂寂今何有?废市荒街麦苗秀。

采樵斫尽杏园花,修寨诛残御沟柳。

华轩绣毂皆销散,甲第朱门无一半。

含元殿上狐兔行,花萼楼前荆棘满。

昔时繁盛皆埋没,举目凄凉无故物。

内库烧为锦绣灰,天街踏尽公卿骨!”

在这场公元883年的黄巢之乱中,当时,长安城“宫室、居市、闾里,十焚六七”,昔日辉煌壮丽的大明宫,更是烧得只剩下了含元殿。

▲黄巢之乱,是长安城彻底陨落的因与果

黄巢之乱平定后,从883年到904年,短短21年间,长安城又先后经历了三次动乱:其中885年宦官田令孜在挟持唐僖宗退出长安时,下令在长安城全城放火,以致整个帝国首都“宫阙萧条,鞠为茂草”,“唯昭阳、蓬莱三宫仅存”;

尽管长安城此后有所修复,但到了唐昭宗乾宁三年(896),军阀李茂贞又从岐州(陕西凤翔)攻入长安,并在城内到处杀人放火。至此,整个长安城“宫室廛闾,鞠为灰烬,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,扫地尽矣”。

而长安城的第四次,也是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打击,则是来自朱温。唐昭宗天祐元年(904)正月,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,据《旧唐书·昭宗纪》记载,朱温命令长安全城军民:

“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,取其(木)材,浮渭(水)沿(黄)河而下,长安自此遂丘墟矣。”

这座千古名城,最终被军阀朱温下令彻底拆毁,以营建洛阳宫室。于是,在从881年至904年的四次动乱中,历经多次动荡的大唐长安城,最终在一次次的战火和人为破坏下走向毁灭,并堕入陨落深渊。

三年后,907年,朱温又强迫唐哀帝“禅位”,随后朱温即皇帝位,灭大唐,改国号为大梁。

唐代长安城,至此彻底覆灭。

尽管长安城在唐代以前屡屡被毁、又多次复兴,但从唐朝末年的黄巢之乱开始,一直到朱温下令拆毁长安城,至此,长安城再未崛起。

而追究根源,除了政治动荡外,其根本原因,则在于以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,在滥砍滥伐森林、水土流失、可耕地面积锐减、自然灾害频发、无法自给自足的情况下,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,已无法支撑作为帝国首都的重负。

进入五代十国后,长安周边又战乱不断。

到后汉乾祐元年(948),赵思绾夺取长安后,与后汉军队进行对峙,当时,整个长安城已经从盛唐时期的百万人口,减少到了只有十万人。经历后汉这场战争后,长安城的人口,最终锐减到了一万多人,相比巅峰时期,长安城人口锐减达99%。

北宋时,宋人由于用兵西北,以致长安一带长期动荡。南宋时,长安一带又成了宋人与金人、蒙古人争战的前线。可以说,从883年的黄巢之乱开始,一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近四百年间,整个长安及关中地区,一直处于不间断的政治和军事动荡中。

长安的这个动荡周期,甚至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从此,长安王气丧尽。

此后,在整个五代十国及两宋期间,长安周边“畜产荡尽……十室九空”。关中地区,在宋代时,最终沦落成为“壤地瘠薄”、“土旷人稀”“恶地”

后来,南宋时人李献甫在《长安行》中写下了,那个业已衰落不堪的长安和关中平原:

“长安大道无行人,黄尘不起生荆棘。

高山有峰不复险,大河有浪亦已平。”

在破碎的时空里,那座唐诗里辉煌壮丽的长安城,再也回不来了。

参考文献:

王明德:《论中国都城的东渐》

王双怀:《古长安城的历史兴衰与沉浮》

杨文秀:《唐长安城的衰败——从唐诗窥其一斑》

檀新林:《以诗证史——从唐诗看唐都长安的繁华》

王军、李捍无:《面对古都与自然的失衡:——论生态环境与长安、洛阳的衰落》

蔡云辉:《战争与古代中国城市衰落的历史考察》

陈东:《唐长安城毁灭的历史地理考察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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